叹惋莫高窟，功过王圆箓【原创】

任见

01——

为人瞩目的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沙漠中，却一点也不寂寞。

游人熙来攘往，艳阳之下，漠风之中，驼铃叮当。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城东南二十五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是敦煌的压载景区。它开凿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后历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递次兴建，形成规模，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胜地。

据唐籍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便在岩壁上开凿了一个洞窟。

此后，有法良禅师等人，继续在此地开窟修禅。

02——

由于石窟开凿于“沙漠的高处”，所以人称“漠高窟”， “漠”与“莫”通用，后世便称“莫高窟”了。

莫高窟开窟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当属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的佛事更为兴盛。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

莫高窟现存龛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主体，即礼佛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多为古代僧侣们的生活区。

洞窟最大者，200多平方米，最小者，不足1平方米。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涅槃窟等。彩塑内容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多为木骨泥塑。

03——

由于敦煌莫高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余无法做成石雕，于是出现了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彩泥塑。

处在崖窟中段的“北大像”，高齐崖顶，巍峨壮观。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轮廓错落，檐铎随风作响。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佛经故事，佛教史迹、飞天佛像、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生产场面、耕作狩猎、婚丧嫁娶等，风格不一，方方面面。画作有的雄浑宽广，有的鲜艳瑰丽，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元代以后，莫高窟冷落荒废。明朝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附近的嘉峪关被封闭，敦煌成为真正的“边地”，人气消失。

04——

清朝初年在敦煌设沙州所，后改沙州卫，实民屯田，重修城池。清朝中期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逐步恢复，莫高窟也被人们注意了。

清朝末年，湖北麻城穷人王圆箓，为衣食计，逃生西域，进入肃州巡防营做了个兵勇，在今天的酒泉服役。复员后，王圆箓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四处云游。

王道士发现了已被废弃的佛教圣地莫高窟，不意中成了这处佛窟的“保护神”。他想将尚存的废败窟龛变易为道教场所，修建敦煌太清宫道观，遂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雇工清理洞窟中的积沙。

王道士聘请敦煌贫士杨秀才为文案，抄写道教经典发售，收取善钱，以为未来的道观筹资。

05——

夏秋之季，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王道士命杨秀才在今天编号为16窟的洞窟甬道设置桌案，接待香客，代书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用于洞窟修缮。

这天杨秀才抽罢烟锅，返身在北壁上磕烟锅头，听到了空洞的回音，怀疑其后藏有秘室，就汇报给了王圆箓。

这年是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89年。五月二十五日，收摊以后，王道士和杨秀才破壁探察，果然见到一件大约三米见方的密室，内中藏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原来是个藏经洞啊！

据说，这座密室——现在编号为17窟——中藏有十六国到北宋即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五万多件。

06——

今天的人都知道，那洞中的东西全是文物，是宝贝，当时的王道士看到只有经卷，画幡，佛像之类的东西，没有金银，似乎还有点失望呢。

王道士不认得几个字，但不等于他没意识到佛家物事的价值。他拿出一些，在敦煌兜售，结果没人买。屯垦战士和他们的后代，跟王道士一样，不识字的居多。

但王道士这个虔诚的道教徒，与历代宗教人士一样，很希望能多赚钱，从而建庙修桥，广布其道，有所作为。

修建庙宇道观是要钱的，王道士在敦煌已经做了不少事情，四处奔波劝募，化缘筹集资金，收取布施小钱等，但他需要更多。

07——

没人买经，就要想方设法，王圆箓这方面不笨，他说这经卷能治病，把它分成纸张，烧成灰和在水里让人喝下。但这一招也不太奏效，卖不出多少钱，根本原因是没有疗效。

把经卷拆开来烧成灰，王圆箓确实这样干过，他实质上还是不懂文物，不知道这洞经卷的真正价值。

他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些应该是好东西，否则，谁会抄写这么多，而且封存得这么好？万一里头有什么济世救人的真经呢？如果糟蹋了，我岂不是造孽？

怎么办？还是应该报官。让官家知道，这些东西或许就值钱了，说不定还会有拨款呢。

08——

王道士带着两卷经文，徒步五十里路，去找敦煌县令。结果那个县令对王道士手中发黄破旧的经卷不屑一顾。

没过多久，敦煌来了个新知县，叫汪宗翰，汪知县有文化，王道士又找他，可惜汪知县翻翻拣拣，挑了几卷经文，对王道士说：“好好保护哈！”就完了。

好好保护？如何保护？没钱怎么保护？一洞经，不是一卷啊。

心有不甘的王道士，又挑了两箱经书，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赶着毛驴，徒步八百里奔赴肃州，今天的酒泉，找到当时的道台廷栋，请求官家支持保护。

结果，廷栋瞧了瞧那些经卷，下结论说：看其书法也不见得有本官好。就此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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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见：叹惋莫高窟，功过王圆箓

09——

甘肃学政叶昌炽，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知道了王道士和请求经卷保护的事，可惜他没权力也没下决心对敦煌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遂联系肃州知府，下令：好好保护。

为保护莫高窟经卷，王圆箓向各级官员求助，均无效果。你们这些官都不管，皇宫里的老佛爷总会管吧？于是斗胆向慈禧太后上书。当然泥牛入海了。清廷风雨飘摇之时，谁会理他的事情？

正在王圆篆绝望之际，公元1907年，有一个外国人来到了敦煌。他是匈牙利籍英国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10——

斯坦因是个探险家，与清政府交涉后，带着一个包括多辆马车的探险队“行走”中国西域。他已经发现和发掘了不少东西，到了敦煌，得悉藏经洞之丰富，喜出望外。

斯坦因也是一位历史文化学者和宗教学者，在古代文化地理和佛教艺术方面深有造诣，他的相关著作《罗阉塔兰吉尼—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沙漠埋藏的和田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实纪》《中国西域考古记》等，至今无人超越。

就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亚洲探险事业，直到1943年他去世为止，其间他于1910年至1929年任职于印度考古局，1929年退休后受雇于美国哈佛大学。

11——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县城。从3月22日起，斯坦因考察敦煌附近的故长城烽燧遗址，获得了大量汉简。

斯坦因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萨希伯克处听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即去访问莫高窟。执掌藏经洞门锁钥匙的王圆篆外出不在，斯坦因仅从另一年轻道士处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决定对这里的写本进行系统调查，于是在考察完敦煌周围史迹后，再次来莫高窟。

斯坦因派人与王圆箓交涉，要求将藏经洞的写本全看一遍，遭到王道士的拒绝。

12——

几天后，斯坦因亲自会见王道士，给王道士铺排了一套唐僧西天取经而他今天又从印度来寻获唐僧遗典的故事，王道士信以为真，抱出一捆写本交给斯坦因，斯坦因连夜辨查写本内容。

后来斯坦因向王道士讲述那些写本的内容和抄录说明等，双方愈发熟悉。王道士最后同意让斯坦因看藏经洞的所有藏品。

斯坦因和从人花了七天时间，挑选经卷和绘画作品，然后以四块银元宝——合计白银二百两收购，这便是当今收藏在伦敦的著名的斯坦因敦煌文书的来源。

13——

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逐级上报，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宗教沟通了斯坦因和他的思想，斯坦因追求探险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

因此，王道士虽则内心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斯坦因曾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14——

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凡汉、粟特、突厥、回鹘语及怯卢文梵语的，归入了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凡于阗、龟兹、藏语及婆罗迷文梵语的，藏入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绘画作品由大英博物院东方古物部与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平分收藏。

1973年大英图书馆成立，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成为其组成部分之一，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也改归该馆，称东方写本与图书部，后改名东方部。现在该东方部收藏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的总数为11604件，但其中混有斯坦因发现于他处的和田文书和吐鲁番文书。

斯坦因收购的敦煌汉文写本量比较大，但由于他汉学知识不足，选择不精。此后法国探险考察家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收集的敦煌写本却胜过斯坦因的那些。

15——

伯希和是个汉学家，语言天才，博闻强记，精通13种外语，22岁即是法国国立远东学院教授，与中国学者交流，汉语能力超众，又熟知中国学术，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

伯希和1907年秋在乌鲁木齐听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1908年2月到了敦煌，3月3日进藏经洞，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力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

伯希和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

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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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波希和在藏经洞里待了三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

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得以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

在斯坦因挑选过后的藏经洞中，波希和选出了敦煌写本的菁华六千卷。他付给了王道士六百两白银。波希和并拍摄了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波希和挑选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

17——

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橘瑞超来了，王道士又卖了三百五十两银子，1914年斯坦因又来了，王道士又卖了五百两。俄国人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尔登堡也来了，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

卖了很多钱，王圆箓并没有用于个人享受，而是用这些钱去保护莫高窟洞窟。他在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了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王圆箓是真心实意保护莫高窟的，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曾对王圆箓保护莫高窟的事迹这样描述：“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18——

王圆箓的“保护”，缺乏科学知识帮助，对不少洞窟和文物造成了客观上的破坏，譬如以石灰水清洗壁画，凿通一些洞窟，也使大量壁画遭到破坏……

王圆箓是一个普通的道士，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他不懂艺术，不懂文物，甚至佛道不分，但他比当时大多国人那样的愚昧无知还是要好得多，他是个有点追求的宗教人士，也因此青史留名。

后来，末世王朝清廷终于知道“敦煌藏经”是值钱货，命令甘肃有司将莫高窟藏经洞的所有藏品运至北京。

把发现和发掘的文物运到权力所在地，是这个愚昧民族的一贯干法，可怜的民族至今没有“原地保护”意识。

民间所有的发现，哪怕老百姓求情，愿意集资建馆就地保护也不行，几乎都要流氓而颟顸地运至权力所在地。

19——

清朝各级官员终于明白“敦煌藏经”是宝贝，然而，他们最早想到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各出奇谋，占有这些文物，一时间盗窃成风，流失严重。

“敦煌藏经”流失严重，自己国人盗窃，才是“敦煌藏经”自发现以来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画家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40年，张大千在莫高窟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

1940年至1942年，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逗留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三十余处。

20——

莫高窟第130窟是敦煌最具代表性的石窟之一，窟内26米高的佛像是敦煌第二大佛。张大千剥损的壁画位于进门甬道。

据介绍，张大千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

甬道的墙上，清晰地留下了张大千层层剥画的断面。

据记载，这座石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掘进一米，而张大千在短时间内使它大大毁坏。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

21——

劫后余生的“敦煌藏经”朝北京运送时，几乎每到一处，都要失窃一部分，运到北京，已剩“部分”了。

大量经卷的散失，使王圆箓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各级官吏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

当1914年斯坦因又二次到莫高窟时，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记述道：“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22——

王圆箓没权没势，没人没钱，他能做的，是挑一些品相较好的藏起来，藏在敦煌莫高窟中。

有个上海人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酸溜溜地“感到伤痛”。

任见先生问曰：以今人眼光看待故去者，岂不狭隘，岂不偏颇？

王圆箓出售的所有经卷、佛画，“客居”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完善的保护。反而是留下的，在一路运往北京途中，大量被盗，不知所踪，窟中壁画被大量毁坏……

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王圆箓不是完人，他是一个历史时代真实、平凡而孤独的基层宗教人士，惟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1997.10原作

2020.04修订